中国最早的音乐理论专著-中国之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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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乐记》
 
  《乐记》最早的一部具有比较完整体系的汉族音乐理论著作,它总结了先秦时期儒家的音乐美学思想。凡音之起,由人心生也。人心之动,物使之然也。感于物而动,故形于声;声相应,故生变;变成方,谓之音;比音而乐之,及干戚羽旄,谓之乐也。乐者,音之所由生也,其本在人心感于物也。关于音乐的本质,《乐记》中有着精辟的论述,肯定音乐是表达情感的艺术,它认为:“凡音而起,由人心生也,人心之动,物使之然也。”“凡音者,生人心者也,情动于中,故形于声:声成文,谓之音。”


 
  基本概述
 
  《乐记》,中国儒家音乐理论专著。西汉成帝时戴圣所辑《礼记》第十九篇的篇名。
 
  历史记录
 
  历来有两种说法:
 
  1.《乐记》一书为战国时期孔子的再传弟子公孙尼子所作。
 
  2.此书是汉代刘向、刘歆父子校先秦古籍所得。
 
  比较公认的观点:《乐记》成书于西汉,但其思想资料来源于先秦诸子言乐事者。
 
  唯物观点
 
  1.关于音乐与政治的关系,《乐记》强调音乐与政治、音乐与社会的密切关系。它认为:
 
  “使故治世之音安以乐,其政和;乱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国之音哀以思,其民困。声音之道,与政通矣。”
 
  2.关于音乐的社会功能,《乐记》主张使音乐与治理朝政、端正社会风气、礼治、伦理教育等相配合,为统治者的文治武功服务。它认为:
 
  “乐在宗庙之中,君臣上下同听之,则莫不和敬;在族长乡里之中,长幼同听之,则莫不和顺;在闺门之内,父子兄弟同听之,则莫不和亲。故乐者,审一以定和,比物以饰节,节奏合以成文,所以合和父子君臣,附亲万民也,是先王立乐之方也。”
 
  “礼、乐、刑、政,其极一也,所以同民心而出治道。”
 
  “是故先王之政乐也,非以极口腹耳目之欲也,将以教民平好恶,而返人道之正。”
 
  3.关于音乐的美感认识,《乐记》有比较深层的论述。它强调音乐给人们的愉悦感受是人类生活不可缺少的,它认为:
 
  “夫乐者,乐也,人情之所不能免也。”
 
  历史地位
 
  《乐记》作为先秦儒学的美学思想的集大成者,其丰富的美学思想,对两多千年来汉民族古典音乐的发展有着深刻的影响,并在世界音乐思想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
 
  组成结构
 
  (不知堂)《乐记》是《礼记》49篇中的一篇。《礼记》中题作《乐记第十九》,约5000余字,包括11子篇:《乐本篇》、《乐论篇》、《乐礼篇》、《乐施篇》、《乐言篇》、《乐象篇》、《乐情篇》、《魏文侯篇》、《宾牟贾篇》、《乐化篇》、《师乙篇》等。据西汉刘向,古代《乐记》共23篇,篇名都记载于他的《别录》一书中。《别录》虽已佚,但唐孔颖达作《礼记注疏》时说,《别录》所载《乐记》的全部篇目,当时还"总存焉",从孔颖达记载看,这23篇除上述11篇之外,还包括《奏乐篇》、《乐器篇》、《乐作篇》、《意始篇》、《乐穆篇》、《说律篇》、《季札篇》、《乐道篇》、《乐义篇》、《昭本篇》、《招颂篇》、《窦公篇》等12篇,这12篇已佚。
 
  《乐记》的作者和时代问题众说纷纭。《汉书·艺文志》载,古乐早已有之,后散失,及秦而灭,汉初"广开献书之路",河间献王以其地方力量搜集古书古乐,与毛生等"共采《周官》及诸子言乐事者",辑成《乐记》。《汉书·艺文志》所列《王禹记》24篇可能就是河间献王所辑《乐记》,不属汉人新作,而属"先秦旧书’。
 
  推荐参考:孙尧年《“乐记”作者问题考辨》
 
  历史影响
 
  总之《乐记》继承与发展了孔子以来儒家关于音乐的特征、乐教的功用以及内容与形式、美与善、礼和乐等关系的思想,在阐述"心物感应"的乐的本质方面,在论及音乐对人的情感、性格、意志等心理活动的影响方面,在突出音乐的政治教育与教化功能方面,在强调音乐对于"修身及家、平均天下"的社会作用方面,在注重礼乐并重"先王之道,礼乐可谓盛矣"方面,都有了新的突破,其基本思想比在它之前的儒家著作中都更明确、更丰富、更具体、更深入、更系统,它是中国古代最重要、最系统的音乐教育思想的论著,至今仍未失去其灿烂的光辉。
 
  在西方,古希腊的德谟克利特有乐论专著《论音乐》,惜已失传,其思想面貌不得而知,无法与《乐记》比较。柏拉图、亚里斯多德都有论乐思想,但很不系统,远没有《乐记》这样丰富与完善。古罗马裴罗德谟的《论音乐》虽是一部乐论专著,但其主旨在于批判与否定古希腊音乐美育论,而未正面树立自己的音乐思想体系。因此,我们可以说,《乐记》不仅在中国,而且在世界古代音乐思想史及音乐教育思想史上也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
 
  但《乐记》把音乐当作封建地主阶级手中的工具。《乐记》希望通过音乐教育使"官序贵贱各得其宜",要"示后世也有尊卑长幼之序"。《乐记》主张"德成而上,艺成而下",就是主张以封建地主阶级的"德"作为"善"的标准,作为评价音乐的政治标准。《乐记》认为音乐是体现"天理"的,亦即天赋善性,"唯君子为能知乐",音乐可以用来表彰君子的德行,宣扬统治者的功业,为巩固统治服务。对于广大人民来说,音乐则是统治者给予的恩赐,接受乐教的目的是使人民"制欲"、"改过",从而"无怨"、"不争",顺从统治。所以《乐记》对于三皇五帝以来一切统治阶级的音乐,一切对统治阶级歌功颂德的音乐都推崇备至,尊之为"德音"、相反,对一切民间的音乐,则大加攻击,斥之为"奸声"、"邪音"、"溺音"、"淫乐"。《乐记》过分强调"乐"必配合于"礼","乐"被紧紧绑在"礼"的车子上,使"乐"逐渐失去了它的独立性与创造性。《乐记》过分强调"德"和"位"的音乐标准,这也就容易把中国的古代音乐引向庸俗化和势利化。中国古代社会的音乐,到了后来,愈来愈衰退,这不能不说和《乐记》所宣扬的"乐"配合"礼"的思想有些关系。所有这些,都是《乐记》的阶级与时代的局限性。
 
  《乐记》以后,嵇康提出"声无哀乐"论,认为"声音自当以善恶为主,则无关于哀乐;哀乐自当以情感而后发,则无系于声音",他突出了音乐本身的艺术特点,力图使音乐"越名教而任自然",并肯定"郑声是音声之至妙",这是向《乐记》等儒家传统音乐思想发起了挑战。冯梦龙也认为民间音乐"借男女之真情,发名教之伪药",充分肯定了被儒家传统音乐思想所否定的"郑卫之音"、他们对《乐记》思想有所否定与突破。这样的观点,在中国过去是很少的。
 
  《乐记》体大精深,以儒家思想为主,包容其它各派思想,谈到音乐的本源、音乐的特点、音乐与政治的关系、音乐与社会价值、音乐形式与内容的关系等问题,余篇仅留篇目,由篇名看,涉及乐器演奏、音乐创造、音律理论等问题。